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13件（套）珍贵文物史料入藏。其中，两件来自日军侵华部队的原始资料——一本“花见部队”相册和一封日军中尉的信件尤为引人注目。它们的捐赠者是江苏省徐州市沛县15岁的高一学生于聍鹏。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于聍鹏，这名少年讲述了自己从网络世界寻获并守护沉甸甸历史铁证的经过。
于聍鹏对那段惨痛历史的关注始于童年。“在我6岁的时候，大伯就经常带我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内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受难者留下来的遗物，特别是那些血淋淋的衣服，让我感到心情沉重，当时我年纪很小，什么话都讲不出来”。
同在6岁时，因大伯赠送的一件青花瓷勺，于聍鹏走进了古玩世界。近10年的兴趣与实践，让他练就了超出年龄的鉴别力：“我经常去博物馆，还有古玩市场，上手老物件比较多，所以感觉比较准。”
今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聍鹏，一个想法变得清晰：能否利用自己接触古玩的经验，主动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他开始有意识地在网络平台搜寻。
今年9月初，某二手网站首页推荐的一本名为“花见部队”的相册，吸引了他的目光。相册内的照片记录了医院场景，提及“疟疾、霍乱”等传染病，细节处出现了“花见部队”等标志。他立即保存图片，与同样热爱文物的大伯进行探讨。
展开剩余69%“我们研究后觉得这个照片80%是真的，我当机立断决定凑钱把它给买下来。”购买需要两万余元，对于一个高中生是笔巨款。他向大伯借了8000元，又向朋友筹措了一些，加上自己在古玩交易中的少许积蓄。9月7日，钱款凑齐。
因担心珍贵的老照片在邮寄过程中受损，于聍鹏决定亲自取件。9月8日一早5点，他从沛县出发，辗转近8个小时抵达长沙。在高铁站作了初步鉴定并完成交易后，“匆匆吃了口饭，我就带着相册回家了”。这天，他往返奔波近16个小时。
当他再次搜索相关词条时，发现了另一件关键证据——一封由日军中尉“山川”于1937年12月18日从南京寄往日本福岛县的信件，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于聍鹏以2000余元将其买下。
相册到手后，立刻有人出价收购，“有位藏家直接出价20万元”。价格翻了10倍，但于聍鹏没有丝毫动摇。
“因为我没想过再将它出手。”他十分坚定，“我们的国家曾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包括我的家乡，这是不可遗忘的事实。我自己去寻找并且把这个相册买回来，本就不是为了收藏和营利，而是为了让承载历史的纸张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他认为，个人收藏无法深度挖掘历史，而纪念馆是权威的鉴定和展示机构，“可以更好地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拿到相册的第二天，9月9日，他便联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达了无偿捐赠的意愿。9月30日，捐赠交接完成。
于聍鹏捐赠的两件史料，经纪念馆组织专家严谨鉴定，被确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花见部队”相册收录44张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医疗活动，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馆方联合天津社科院专家查证，确认该医院在1937年8-10月间设在天津扶轮中学内。专家指出，这证明了日军侵占中国学校作为野战医院的行径，是对中国教育资源的掠夺与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
那封日军家信，经考证，寄信人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历史资料显示，其所属部队确证参与了南京幕府山地区的屠杀。信件本身是加害者的直接记录，邮戳与内容相互印证，成为南京大屠杀又一铁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新史料补充完善了已有的证据链条，使得南京大屠杀更多的侧面得以展现。
据纪念馆文物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正值相关重要纪念节点，社会捐赠热情高涨，纪念馆接受捐赠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三成以上。从线索变为馆藏须经过极为严谨专业的鉴定与研究。纪念馆2025年共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套），目前藏品总量为10.68万件（套）。
捐赠文物的经历影响了于聍鹏的人生规划。他立志报考考古专业，“可以更好地深度挖掘关于文物的历史”。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城市，博物馆都是首站，“可以更好地去亲身体验历史气息”。
这名15岁少年用他的执着与行动证明，铭记历史并非抽象的口号。“铭记历史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必须得把这份责任扛起来，才能让这段历史永不被忘记。”于聍鹏说，“文物不会说谎，我们要守好这些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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